惊闻李学勤先生仙逝，想起我与李先生有过一段相当愉快的共同工作经历，已是二十年前的旧事了，谨以旧文聊表怀念之情。当年李先生在《中华读书报》上见到此文，至为欣悦，竟命工作人员在夏商周断代工程办公室会议上全文诵读。

  本人虽是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参与者，但本文所言，纯系作为学者应报纸之邀而发表的个人自己的观点及见闻，不代表夏商周断代工程方面的任何官方意见。

  国家九五重大科研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严格地说应以1995年12月21日的国务院会议作为启动的标志。此次会议决定成立“夏商周断代工程课题领导小组”，领导小组由国家科委副主任邓楠任组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副主任陈佳洱任副组长，成员包括国家教委副主任韦钰、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滕藤、国家文物局局长张德勤、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刘恕——以上皆为当时的职衔（据1996年5月17日《科技日报》）。

  工程在学术方面的领导阵容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李学勤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仇士华教授、北京大学李伯谦教授、中国科学院席泽宗院士为工程首席科学家。并由工程领导小组聘任相关学科专家组成“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专家组由李学勤任组长，仇士华、李伯谦、席泽宗任副组长。工程设办公室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长川办公。

  这一工程由历史学、考古学、天文学和测年技术等学科的专家联合进行，主要的研究途径有两条：一是对传世文献和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材料来搜集、整理、鉴定和研究，并对有关的天文历法记载用现代天文学办法来进行检验推算以推定其年代。二是对有典型意义的遗址、墓葬资料做整理和分期研究，并作必要的发掘，取得系列样品，进行常规及AMS之碳14年代测定。

  工程先后设立44个专题，直接参与研究工作的专家学者达170余人。这样由自然科学和人文学术密切结合的大型学术工程，堪称前所未有。

  正式向公众宣布这一重大举措，或当以1996年5月16日国务委员宋健所作题为《超越疑古，走出迷茫》的讲话（刊登于《科技日报》、《光明日报》等报纸）为标志，从那时起也已经第4个年头了。

  从断代工程开始启动，来各界的种种怀疑和批评之声就不绝于耳。仅据本人见闻所及，就有如下几种：

  本人忝为断代工程44个专题中两个专题的负责人，从一开始就参与工程的工作，对工程的组织、运作情况至少有比较直接的——当然不能说是全面的——了解，特在此发表一些管见，以供各界读者参考。

  不必讳言，夏商周断代工程确实是由一位首长首先提出的。但我想大家都会同意，判断一个工程是不是合理，应该以工程本身的科学性，以及实施之后的客观效果来衡量，而与由何种身份之人提出没有必然关系。

  关于工程的合理性，姑以本人比较熟悉的15个由天文学史专家承担的研究专题为例，来作初步判断。从天文学史的专业角度来说，这15个专题本身都是完全站得住脚的。即使没有夏商周断代工程，从学科发展的内在逻辑上来看，这些专题也都是应该被研究的——事实上，有的已经被研究过，其余的早晚也会被提上研究的议事日程。这实际上并不奇怪，当初主持设计这些专题的首席科学家席泽宗院士，本来就是天文学史界的泰斗人物，他的判断自然能获得众同行的信赖。事实也证明这种信赖是正确的。

  关于“主题先行”的说法，我认为实属臆测。至少，我和我的课题组在进行工程的《武王伐纣时天象的研究》和《夏商周三代大火星象和年代研究》专题研究过程中，从未受到过任何要求将年代提前的压力或暗示。

  关于工程的目标能否实现，首先要看工程的目标究竟是什么。断代工程从未提出过任何不切实际的目标——我甚至就不知道有何种具体的目标。这毕竟不是自然科学的工程，需要提出明确的、可量化的目标，比如说要将导弹造出来，那就非得造出导弹还可以击毁设定目标才行。按我的理解，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目标就是推进对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

  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4年以来，取得了一系列非常引人注目的研究成果，其中有不少已经见诸国内外各种媒体报导。对一些现在还没有办法获得定论的问题，也有了明显的推进。从客观效果上说，断代工程对三代历史研究的推进是无可怀疑的。上古的事确实不容易讲清楚，但不去“讲”——即研究之谓也——就不会自己会变得清楚起来，“讲”了总能够有所推进，比不讲总是更好。

  此外，自然科学与人文学术两方面的合作，其客观效果也是非常积极的。尽管这种合作并非每时每刻都是甜蜜的恋曲，有时也有不甚和谐之音，但终究不失为前所未有的盛举，也为今后文理沟通及合作研究积累了宝贵经验。

  当然，我们也非常容易想象得到，夏商周断代工程这样的大型学术工程，不可能不面临任何问题。

  44个专题的专家，在各自的专题研究成果中，对某些重要问题的结论不可能完全一致，这时工程首先就会面临如何明智的选择的问题。要选择就会有标准，分歧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历史、考古、天文学、测年技术四者得出的结论，权重是不是相等？如果不相等，那么孰轻孰重，凭什么来确定？这样一些问题从管理的角度看是技术问题，从学术的角度看则是理论问题——都是很难解决的问题。

  自然科学家与人文学者合作时，往往在某些价值标准上产生分歧。比如，考古学家通常坚信，出土青铜器上的铭文绝对可靠，而传世史籍中对天象的记载则是靠不大住的；天文学家却很自然地认为，古籍中的天象记载只要经得起现代天文学方法的验算就可以信赖，而青铜器上的铭文也完全有可能当时就写错了。又如，科学家很自然地认为，通过独立信息源获得的结论，通常总是比通过相关信息源获得的结论更有价值——特别是当这两种结论可以相互吻合时，这本来正是文理交叉合作研究所带来的益处之一；而文科学者往往不这样看，他们通常总是更相信自身熟悉的信息源给出的结论。要在自然科学家和人文学者之间建立起对某些方法论的共同信任，确实还有非常长的路要走，但断代工程至少在这段路上走了一大步。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断代工程在1999年已经允许专家们以各自的途径正式发表各自的研究成果，这是必然的举措。这些成果当然要对属于夏商周断代工程资助项目这一点进行标注。另一方面，当断代工程正式公布它的年表时，年表中必然要对参加工程的专家们所提供的不同结论做出合理的选择，采用某些结论而将另一些结论作为附录以供参考。然而这样一来，就会出现如下的局面：工程公布的某些结论，与一些参加工程的学者所发表的结论不一致。不了解有关情况的公众就会产生疑问：同样是断代工程的项目，为什么各说各的？

  工程在正式公布结果时，当然可以作一些说明，这些说明也许足以使一般公众感到满意，却不一定可以使学者们感到满意。学者们或许会追问：工程是根据什么原则、用什么程序来作出选择的呢？

  当然，参加工程的学者，对自身的结论是否被工程最终公布的年表采用，我想应该有一个坦然的态度：如被采用，固不必自命“钦定”，认为自身从此就千古留名；如不被采用，其研究工作也丰富了整个断代工程的成果，已足可问心无愧。对此，不妨重温宋健的“5.16讲话”，宋健说：

  不能设想这会是“最后的真理”。它只能是对中国古代史最新研究的一个总结。……如果以后有新的发现、新的证据或新的研究成果，随便什么时间都能通过类似程序予以修改，向全社会公布新表。（1996年5月17日《科技日报》）

  应尽量达成一致意见。如有异议，允许保留，不必强求一致，以多数通过为准。最后提交全国性学术团体讨论，多数通过以后发布，报国家备案。这大致是地质学断代标准文件的起草、讨论和通过发布的程序。地学界的做法行之有效，很值得参考。（同上）

  既然不可能是“最后的真理”，“千古留名”也就只能是一种奢望——我们任何一个人都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滴水而已。

  当工程最后公布其年表时，很可能会有国内和国外的学者表示异议。有的学者已经宣布将要对工程公布的结果“一一检讨”。但是不管这些争论今后怎么样发展，夏商周断代工程在客观上大大推进了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我想是能够获得公认的。